很明显，杨教授不了解相关的文件。事实上，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无线电联系已经在1936年6月末7月初恢复了，俄罗斯档案中保留着中国共产党要求“增加财政援助中共党”的文件。我参阅了这件档案，而杨教授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杨教授在这里还犯了第二个错误。他写道：“自1934年夏天以来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双方一直没有人员……联系”。既然如此，那么该如何解释陈云在1935年9月底来到了莫斯科呢？

（4）杨教授写道：叶子龙是毛泽东的“译电员，并非毛秘书”，潘佐夫犯了错误。（第28页）

可是，叶子龙自己写道：“从1935年11月我到毛泽东身边任机要秘书，并照料他的日常工作生活，饮食起居，陪同他出行访问视察。”

（5）杨教授断言，叶子龙没看到张学良在给毛和周关于逮捕蒋介石的电报中的“兵谏”二字，因为“电报中无‘兵谏’二字”。(第28页)

叶子龙看不到是肯定的。这封电报很有名，但我没有说他是在电报中看到这两个字的。我是引用了他在回忆录里的话，他说他看到了它们。他的回忆录不是关于汉字的信息，而是记录了他作为一个目击者所看到的在蒋介石被抓捕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高层所做出的反应。如果我需要特别地考证张的电报的真实性，我可以轻松地做到，因为考证它有太多渠道。

（6）杨教授指出，在我的书的中文版本中，我写了莫洛托夫在1937年2月5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电报草稿上做了“几处修改”。他说“是季米特洛夫做了几处修改”。(第28页)

再次重申，这不是我出的错。我从来没写过是莫洛托夫，这仍是我的中文版本译者出现的错误，杨教授可以通过比较中文版本和俄文版本来得到证实。

（7）杨教授指出，在我的书的中文版本中写道：1938年4月“毛、洛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立刻正式批准了他（指张国焘）的退党要求”。

我没有那么说过，再次重申，杨教授必须把此处问题归咎于我的中文译者。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在1938年4月，张国焘因为无法承受对他的排挤，从延安逃到汉口，离开中国共产党。毛、洛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正式批准将其驱逐出党，指责他是‘机会主义’。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是我认为已经搞清楚了，大致可以将杨教授声称的在我的著作中文版中发现的“错误”归为三类：

第一，中文版本译者的翻译错误。我已经声明，这是出版社的责任。鉴于杨教授声称，他“认为简体中文本译文的质量总体上还是好的”（第31页），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杨教授仔细比较了俄文原文和中文翻译呢？如果认真比较了，为什么他没有注意到中文翻译的严重错误？

第二，所谓的“错误”造成的事实，其实是杨教授误解了我的话，并把我没有说过的话归在我的身上。

第三，所谓的“错误”，归根结底是杨教授不了解我使用的资料的来源。

二十、 关于我的真正的错误

以上所有的辩驳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写的《毛泽东传》没有任何错误和过失？当然不是，任何人在这么大篇幅的书中都难免出现错误。

最重要的错误如下（都是杨教授发现的）：

（1）我错误地计算了1935年1月7日邀请参加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米夫的学生那部分人数。我写道，他们占与会者的1/3，但事实上他们仅占16.2%。然而，有6个而不是杨教授所说的5个为旅苏学生：他忽略了1927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夏曦，其俄语名字是Metallov（米塔洛夫）

（2）我错误地把1936年12月14日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当作是斯大林给季米特洛夫的信。

（3）我错误地断定是毛泽东选择了任弼时1938年去莫斯科。实际上，这是王明的提议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仍然不了解有关1938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让任弼时去莫斯科的讨论的信息。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王明会推荐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和其他问题的“尖锐的冲突”中支持毛泽东而反对他的任弼时。高华的解释是王明认为任弼时是他的朋友，但是看起来不可能，因为在会上发生了冲突。

（4）我错误地写道，金日成在1950年春天派他的总政委到北京请求毛泽东派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3个朝鲜师到朝鲜，实际上这是1949年春天的事。

不过，这些错误没有改变我对毛泽东、金日成、斯大林或者季米特洛夫个人以及他们的政策的观点。

关于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4日那封信的故事是特别与主题相关的。是的，尽管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没有明确的叙述，但是这是一封季米特洛夫交给斯大林的信，而不是斯大林给季米特洛夫的信。《日记》的原文是：“问他（斯大林）的关于中国同志们立场的看法。建议（俄文词是没有写完的“Предлож”——作者注）：‘劝他们采取独立的立场’。”季米特洛夫没有指出是谁建议，他甚至没有写完“建议”这个词。然而，马细谱教授的翻译是：“（我们）建议”，尽管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没有“我们”这个词。

无论如何，我最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现在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

然而，最重要的是，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12月14日上午阅读《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论之后写了这封信。在这些社论描绘下，西安事变变成了一个日本的阴谋。在同一天早上，季米特洛夫还读到了塔斯社同样的声明。这3篇文章使他对斯大林的立场立刻有了清晰的了解。所以他马上改变了他对西安事变的乐观评价。他立即召集他身边的人开了一个讨论中国局势的会议。之后他写信给斯大林，送给他邓发的过时报告，表明中共可能是张学良的后盾。所有这些史料都仍然支持我的观点，即斯大林让季米特洛夫改变了他最初对西安事变的乐观评价。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我确实出现的错误表达深深的歉意。同时，我不能说我自己好像孔子的学生子路一样“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但是我的确对于杨教授发现了我的书的那些真正的错误表示感谢。我确定我会在我的下一版本的书中校正那些错误。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