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代表大会上讨论理论问题是没有益处的；理论问题应该推迟解决，在战后再去解决它。

——和以前相比，现在不是谈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好时机。

（毕竟，资本主义正在中国发展着！）

但是，杨教授却讽刺地指出：“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这段谈话，毛自然不可能听到。”（第14页）

当然，毛泽东不可能一字不落地听到这句话，但我在书中写道：“中共代表团成员有义务向中央委员会和毛本人转达这一指示。”杨教授可能不知道有文件能证明我的观点：不仅王明和康生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斯大林的指示，而且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完全接受了它们。

有一份保存在俄罗斯档案馆季米特洛夫秘书处的文件。它是中共中央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季米特洛夫于1938年1月4日把它呈交给斯大林。电报这样写道：“在我们的会议上，我们一致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令（斯大林于1937年11月11日的指令）。我们检查了实现统一战线的经验和教训，并纠正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偏差。”

第二份文件是1938年5月8日任弼时的报告，他于5月17日呈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报告部分地提到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认为……现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并不是非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国家）”。

顺便说一句，王明和康生寻求与斯大林会谈，他们很愿意得到斯大林的“建议”。他们相信斯大林的建议“不论对于我们的进一步工作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所有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都有巨大的意义”。

杨教授还试图通过另一个问题来证明我的新民主主义论题的“不正确性”：如果斯大林要求中共制定一条新的政治路线，排除了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为什么要走“温和的民主道路”？（第15页）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想在中国建立新的民主政权，为了证明它，他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件和毛泽东的官方作品。（第14—15页）

我不知道杨教授是否看过斯大林与毛泽东在二战结束后的往来信件，以及他们在莫斯科交谈的记录。这些文献显示，斯大林经常故意冷却毛泽东关于撤销新民主主义论的热情。杨教授是否知道，毛泽东只是在克林姆林宫的“老板”去世后才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吗？

顺便说一句，杨教授把我误解为“同许多俄国学者一样，作者在致力于分析说明1949年以前毛成功的原因的同时，也会特别看重来自莫斯科的作用和影响”。(第13页)他提到的“许多俄国学者”指的是谁？我想我可以保证，杨教授不必担心挑起矛盾，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俄罗斯汉学家曾经这样做过。苏联和俄罗斯的汉学家们一直强调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和他对莫斯科的反对。然而，文献证明了他们是错误的。

十六、 任弼时和他的1938年莫斯科之行

杨教授指责，我曲解了若干关于1938年任弼时莫斯科之行的事实。不幸的是，他做出的诸多批评性的言论，必须写给我的书的中文翻译者。

任弼时被派到莫斯科去执行一项很微妙的任务。毛泽东派他到莫斯科确认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早在我的书的俄文版本中，我就写道：“在他抵达后不久，在4月中旬，他以笔名陈林……向共产国际主席团呈交了关于中国局势的长篇大纲。他没有收到关于他的大纲的回复……在五月中旬，他感到相当的焦虑并向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届会议提交了一份巨大的报告。”

随后，负责将俄文版本翻译成英文版本的梁思文教授在这段文字上出现了错误：“在他抵达后不久，在4月中旬，他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关于中国局势的长篇报告。他没有收到关于他的报告的回复……在五月中旬，他感到相当的焦虑并向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届会议作了一份巨大的报告。”事实上，我已经准备好对于我没有认真地阅读梁思文教授的翻译而产生的错误表达深深的内疚。

再后，我的俄文版本的中文译者也错误地翻译了这段文字。中文版本这样写道：“就是抵达莫斯科不久，他就以陈林的笔名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长篇报告……这份报告递交上去后没有任何回音。于是，5月中旬，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提交了第二份报告。”

杨教授声称，他了解我的书的几乎所有的版本，由于某些原因，他并没有参考过我的书的俄文版本。相反，他简单地认为：“可知作者并没读到任弼时4月14日报告大纲的内容。据此亦不难判断，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发现任何俄文档案。”（第24页）

任弼时于1938年4月14日的报告大纲就存放在俄罗斯档案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档案中。我不仅阅读了这个文件，而且还将它和以俄文和中文出版的报告进行了比较。我很惊讶，杨教授竟然没有注意到它们都明显地传达了毛对莫斯科的忠诚绝不在王明之下的信息。杨教授还质疑，在这些文件中没有出现过这些文字，而我也没有说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文件在本质上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政策表达得完全正确。不仅是我这样认为，中国学者高华也是这么认为的。

此外，杨教授还错误地断言，“潘书称，共产国际依据任弼时报告通过的‘决议还同意由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第25页）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38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任弼时报告的决议，但是莫斯科在7月才批准决定选择毛泽东。这里，又是我的书的中文版翻译的错误。在此可以对照我的书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国台湾版。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杨教授并没有检查我的书的其他版本，怎么还声称了解它们呢？

十七、 关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杨教授试图反驳我，他写道，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竭力避免‘新民主主义’这个术语，转而使用‘人民民主革命’这个术语”，他指责我“曲解”了文件。

然而，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指的不是毛泽东的报告而是第二次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第25—26页）显然，这不是同一回事。我只能说，他对两个文件产生了混淆。

十八、 关于朝鲜战争

杨教授试图否定我关于斯大林对朝鲜战争（1950—1953）的意见。我认为，斯大林不是要统一韩国，而是企图把美国卷入朝鲜战争，以便使美国不只对朝鲜作战而且还对中国作战，从而能使美国损耗国力。杨教授声称，“多数研究者都相信”，“进攻的策动者不是莫斯科而是平壤”，但是，“潘书作者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基本认为过去的说法没错，朝鲜战争从发动到进行，始终都在斯大林的计划与密谋之中。”（第11—12页）他在声称“多数研究者都相信”时，参考了Catherine Weathersby的“朝鲜战争的新发现”。

他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质疑过Weathersby的发现。相反，我非常赞同她所说的：“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同斯大林搞了一个协定。实际上正是斯大林挑起了战争，他支持了金日成的冒险计划，该计划规定：在至多27天内夺取南方。”之后我参考了Weathersby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的：“1948—1950年，金日成就这个问题向斯大林发了48封电报。”换句话说，我推断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试图把它强加给金日成和毛泽东，这一点与Weathersby关于战争的倡议来自金日成的想法完全不矛盾。我相信我已经解释得很明确了，但很遗憾杨教授没有很好地领会这一点。

不幸的是，杨教授也没有注意到，安德雷·葛罗米柯的回忆录第二版提到的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以及斯大林在1950年8月27日给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илин的电报，这份电报要求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克莱宁门特·哥特瓦尔德。该电报保存在俄罗斯总统档案中，于2005年由AM Ledovsky首次披露。

之后，它被Gary Goldberg翻译成了英文，出现在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中。然后，我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也找到了它，但是似乎是我第一个意识到这份文件的意义，即这份文件清晰地解释了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计划（不仅Ledovsky和 Goldberg没有提出，而且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做过）。当我在2008年写关于这件事的时候，受到了被俄国斯大林主义者们称为“国家叛徒”的严厉谴责。

杨教授还认为我“明显不了解朝鲜战争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实”。（第13页）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责。他凭什么这样推断呢？

首先，他说我错误地声称，斯大林拒绝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杨教授写道，斯大林“并没有拒绝”，“他只是相信时间上要延迟一两个月”。他的指责是荒诞的。我在书里是这样叙述的：“他（斯大林）只是答应，在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之后出动飞机。”

第二，他声称，我关于毛泽东犹豫于1950年10月初出兵朝鲜的推断，“既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第12页）我的推断是根据以下出版物得出的，包括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还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彭德怀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以及俄罗斯学者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Торкунов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收集的文件，此外还有几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同时，我还使用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文件。

最后，他还声称，我做出的关于斯大林没有让毛泽东和金日成完成战争的推断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自己不想这么做。但是我的推断是基于Торкунов出版的俄罗斯国家总统档案做出的。

如果杨教授不同意我的推断或这些文件，请他与上述著作的作者继续探讨。

十九、 杨教授“发现的其他史实错误”

杨教授以4页“简表”列出了我的著作中文版中其他41处“错误”而结束了他的评论。但是，我的应答文字到这里已经过长，并且我也不想回应所有的质疑而让我的读者感到厌烦。我只想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杨教授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评论。

（1）杨教授声称，在我的书的中文版中这样写道：据称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第一次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个词，作为“军事机会主义”的同义词。他写道：“错，该决议案中并无此用词。”（第27页）

我完全认同，该决议案中并无此用词，但是，问题在于我没有写出来在其他地方有此用词。再次，是我的中文版本译者犯的一个错误，可是杨教授并没有参考我的书的其他版本。我所写的是：“在这个时候（1927年秋天），“毛泽东主义”一词是由中央委员会作为“军事机会主义”的同义词传达的。”我并没有说这个用词是在决议中。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

（2）杨教授坚信我写错了：“1935年夏，因为害怕德国和日本，斯大林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调整”，他声称：“错。斯大林开始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时间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第27页）

这个指责又是不正确的，我没有写过这个！我的书的俄文版写的是：“毛的新政策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谋而合！1935年夏，斯大林本人在对外政策方面做出了调整。因为害怕德国和日本侵略苏联，他紧急改变了共产国际和它的党的政策。”我的书的中文译者翻译为：“毛的新政策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谋而合！1935年夏，斯大林本人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调整。因为害怕德国和日本侵略苏联，他迅速改变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

我的书的英文译者梁思文教授翻译为：“毛的新政策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谋而合！1935年夏，因为害怕德国和日本侵略苏联，斯大林在他的政策方面做出了调整。”我的书的中文译者的错误与杨教授的错误引用比较起来并不严重。中文版本已清清楚楚地表明：我在谈论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和斯大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态度的紧急转变。可是杨教授却在谈论斯大林在苏联外交政策上的最初的变化。他为什么故意改变我的本意？

（3）杨教授推断我在写作时犯了错误：“1936年6月末和7月初，毛在给莫斯科的第一封电报中请求斯大林将对中共的援助增加。”他写道：“不确。自1934年夏天以来双方一直没有人员和电讯联系，何来要求‘增加’财政援助一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