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根据马林的记录，毛泽东在大会前夜建议苏联应该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假设“我们不能发展一个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的现代的群众性的党派”。（毛也在大会上重复了最后一句话。）

马林的报告显示，毛泽东和其他湖南省代表至少是反对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国民党的工作这一点的。

七、 关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4年2月的立场

杨教授提到我错误地理解了1924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当时的立场，因为我写到了毛泽东的意见与这份决议相同。（第17—18页）

事实上，我写道，1924年2月，毛泽东最终对国民党和中共在国民党里面的工作表达了“乐观”态度。我还写道，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人陷入狂热，因为2月份的决议认为，扩大国民党组织，纠正它的“政治错误”，同时吸收工人、农民和城市中间阶级的代表加入国民党，以扩大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是共产党员的主要任务。我同时还指出，这份决议指示共产党应该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秘密准备。

杨教授怀疑我“是否读到了”这个决议。理由是，第一，我在正文中“没有直接引述文件的文字”；第二，我也没有对于这份决议做尾注；第三，我署错了文件（中国官方文件命名为“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最后，在决议中没有“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秘密准备”之类的文字。（第17—18页）

然而，所有的这些指责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我读到了共产国际档案馆所藏的该决议的俄文副本，它已经由俄国学者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Глунин发表并出版。该决议的俄文标题就是“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这可能是一个共产国际翻译员的错误，但肯定不是我的错误。俄语文本包含了我刚才提到的相同的话，包括中共“应该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秘密准备”。与此同时，该决议还呼吁共产党员们要尽可能扩大国民党作为一个合法政党的地位。毛泽东的立场是一样的：他非常激动地在中国大地上推广国民党。

至于对该决议的尾注，我引用了Глунин的文本，因为至少他第一个发表了这部分。我可以看到在我中文版的著作中426页下的尾注。它是第178个尾注。为什么杨教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至于直接引用，这是我的决定和选择。我可以从决议中直接引用它或者间接转述它。我认为这真的无伤大雅，因为决议的本质是保留的。

历史学者杨奎松（@中新网）

八、 关于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

杨教授提到：“奇怪的是，作者的这段叙述及其引文，没有任何一条源自当年这些档案史料……因此不确及错误处甚多。”（第18页）

什么是不确及错误处？杨教授写道：“作者在说明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称‘在布留赫尔不在的情况下’（那个时候他在莫斯科），‘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第18页）

这是与我的原文完全不符的！我的表述并非“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而是“到1926年春天的时候”，“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这是一个错误吗？不。1926年春节是2月13日。那什么是错误？根据杨教授的介绍，我的话很容易“给人印象”，第一，好像“鲍罗廷当时还在广州”（我没有说他3月20日在广州），第二，好像“中山舰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中央内部的矛盾问题”（难道这不是至少部分正确的吗？），第三，好像“布留赫尔只是暂时离开了广州”。（第18—19页）

出于最充分的尊重，我认为我的读者们完全有能力理解我的写作方式而不需要去想象。

此外，杨教授还同时指出那些他认为的所谓的我的“错误”。他说，既没有维什尼亚科娃，也没有切列潘诺夫，在他们1926年3月20日的回忆录里没有调用过李之龙“政委”和汪精卫用季山嘉败坏蒋。（第19页）

对不起，但这一切根本不是真的。

杨教授也不肯相信，在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广州宣布，“我信仰共产主义，我本人几近于共产分子。但中共党人把自己出卖给俄人，成了其‘走狗’。因此之故，我决意反对他们”。但是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切列潘诺夫的问题，因为切列潘诺夫写到这一点。

顺便说一句，杨教授似乎忘记了我的书是毛泽东的传记，我没有使用多个档案文件来写中山舰事件的历史，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参与。我只想在这里简单地用一个著名的故事片段来叙述当时的历史。

九、 关于斯大林对“李立三路线”的反应

杨教授提到我“错误地”表述了斯大林对1930年“李立三冒险路线”所作的反应。为什么呢？首先，他坚持在1930年8月，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并不知道李立三于8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呼吁挑起一个世界战争并让苏联卷入进来。杨教授质疑我“显然不了解”莫斯科到上海的沟通需要经过多长时间。根据他的推断，需要好几个月，所以斯大林无法在1930年10月以前，即共产国际执委会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著名的“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之前，了解到李立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身份。（第19—20、27页）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杨教授甚至写道：潘佐夫错误地写道，在1930年8月25日斯大林命令李立三“尽快到这里（莫斯科）来”。他讽刺道，第一，1930年8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令不包括“命令”这个词，只有“尽快来”。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命令。这是个让人不可思议的推断。第二，他断定该指令是由莫洛托夫领导的苏联政治局发出的，而不是斯大林。

不幸的是，杨教授不仅对文件所知甚少，而且他不明白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里面的政治权力关系。不可思议的是，杨教授发表了许多关于中苏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使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者中的世界领袖”。

与杨教授的假设正好相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所在地上海与莫斯科之间的交流沟通肯定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来自上海的密码电报可以在一两天内到达莫斯科，反之亦然。可以肯定的是，有时需要更长的时间，但肯定不是几个月那么久。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李立三关于世界革命计划的第一手消息在1930年8月8日就呈到了莫斯科领导人们的面前，就在远东局给他们起草并发送最后一部分电文的第二天（电报是从1930年8月4日至7日分几个部分发送的）。顺便说一句，正是这个电报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决定把李立三叫到莫斯科。8月7日，远东局发送了第二封密电。

8月12日，远东局发送了第三封密电，于8月13日或14日抵达莫斯科。当时，斯大林正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度假，他的左膀右臂莫洛托夫在他休假时暂时领导苏联政治局会议。当然，莫洛托夫会给斯大林汇报一切事务，其中也包括中国。作为回复，斯大林在1930年8月13日写信给莫洛托夫：“中国人的倾向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危险的……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做蠢事。我们不能允许他们这样做。”因此，在1930年8月25日，莫洛托夫不得不召开苏共政治局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很明显，莫洛托夫做的这一切是受斯大林的指令的。难道杨教授真的不知道莫洛托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人物而且他没有权力自己决定准备什么文件吗？

十、 关于米夫

杨教授提到，在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把陈绍禹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没有把沈泽民增加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强调“米夫当时并不能轻易决定谁当选谁不当选”。（第20—21页）

他的观点与众所周知的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及米夫在这次会议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相矛盾。文件也不会支持他的观点。例如，在1931年1月3日，第四次全体会议前几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实际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而米夫当时是远东局的负责人。

除此之外，杨教授还提到我所说的米夫让张国焘成为“政治局委员”是错误的。（第21页）但是，我真的没有这么说。我说的是“米夫把缺席的张国焘补充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再次表明，杨教授确实没有仔细阅读我的书。

十一、 关于1935年夏天的中共中央会议

杨教授指责我“歪曲”了1935年夏天在第一、四方面军合并后召开的中共领导人的几次会议的历史事实。他说，我错误地认为在7月中旬，张闻天（洛甫）准备把他的总书记职位交给张国焘；在某些会议上，洛甫和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从鄂豫皖撤退进行批评，而张国焘指控毛和洛丢失了中央苏区。（第21页）他紧接着说，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中没有包含我提供的这些信息。很奇怪，他引用了《毛泽东年谱》第2卷第502—503页关于1944年3月22日至4月2日的纪事。事实上，应该是在第1卷的第463—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