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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中国的公安警察制度与公共安全
关键字: 暴力机器国家强制力公安警察改革开放犯罪率凶杀率【改开四十年以来,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创造了巨大的安全成就。与世界上有数据的两百多个政治实体相比,中国目前的凶杀率属最低之列。但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他们唯一能想到的解释是,中国是个密不透风的独裁体制,是个“警察国家”,仿佛中国的治安是依赖大量警力维系的。恰恰相反,中国在警力编制、治安经费投入上都相当节制,几乎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本文为王绍光老师为《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一书所做序言。
3月24日,观天下讲坛将特邀《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力》的作者、中国社科院政治学副研究员樊鹏,为大家梳理改开以来公安警察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变迁史,点击查看活动详情,欢迎报名!】
在冷战结束前后,曾有一段时间,相当多研究政治与关心政治的人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政权形式上。不管谈什么问题,都要与民主不民主、是否民主化联系起来,仿佛政治体制的形式是人类所有问题的要害所在,只要解决了政体问题,便一通百通,其他问题全然不在话下。那时,国家能力是个没有什么人问津的冷门话题。
但所谓“民主第三波”的大潮来得快,退得更快。人们不久便发现,即使实行了“民主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该有多少、还有多少,甚至更严峻。不仅如此,就连一些所谓老牌“民主”国家也麻烦不断、危机四伏。这时,一些人开始意识到,为了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挑战,除了政权形式,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很重要,比如国家能力。到21世纪开始时,曾一度断言“历史已经终结”、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不二之选的福山也把视线转向了国家建设、国家能力。真可谓“彼一时,此一时也”。
近十来年,学界加强了对国家能力的重视、研究越来越多,对国家在汲取、监管、认证、再分配、统领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取得的进展,有大量学者予以关注,并产生了一批不错的研究成果。然而,在对国家能力的研究热潮中,强制能力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相关研究成果如凤毛麟角。樊鹏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有助于填补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这个空白点。
国家强制能力说到底是国家运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来达到其他目的的能力。在不少人看来,无论在什么背景下,暴力都是种很丑恶、很肮脏、很招人厌恶的东西;只要涉及暴力,他们的做法是控诉之、谴责之、声讨之、批判之、告别之、限制之、消除之,全然没有分析它、研究它、了解它的兴趣。
然而,暴力并不是现代或近代特有的现象,而是人类与生俱来、一直存在到今天的普遍现象。有研究表明,在大约20万到16万年前,当人类共同祖先第一次出现时,其相互杀戮率高达到约2%。全球2016年考古的十大发现之一,是在肯尼亚找到一万年前,一个狩猎—采集群体袭击、屠杀了另一个群体的铁证。
无独有偶,中国2016年考古的十大发现之一是,在卞家山古河道遗址发现了非正常死亡者的人骨,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晚期(距今4000多年)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暴力事件。类似的考古发现已经举不枚举;【1】涉及暴力的中外史料、文献、著作更是绵延不绝、汗牛充栋;西方的《荷马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的《孙子》、《老子》(毛泽东称它为一部兵书)此其荦荦大者,若至一般历史记载,则难以胜数。
伯罗奔尼撒战争场景 图/界面
丘吉尔说,“人类的故事就是战争。 除了短暂和不稳定的间歇,世界上从未有过和平;早在历史开始之前,冲突与厮杀早已是普遍而无止境的了”。【2】中华文明也不例外,“先是时,民稔血食而有争心,有剥林木而战者矣……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大旱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牧野之师,血流漂杵;齐宋之战,龙门溺骖,延于春秋;以抵秦汉,兵益以炽、战益以多”。【3】如此看来,可以说暴力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人类的各种制度安排往往都以暴力为支撑或以暴力为背景,只不过很多人没有看到、或不愿承认这一点。【4】
我们不必像霍布斯、卢梭那样,卷入人类是否生性暴戾、凶残的辩论,但对如此重要的人类现象仅停留在表达反感的水平上显然是幼稚可笑的。很多人对暴力的态度不免让我想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精彩评论:
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第一次暴力行为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在叹息和呻吟中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在他看来,暴力的任何使用都会使暴力使用者道德堕落。他说这话竟不顾每一次革命的胜利带来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5】
暴力的革命作用并不局限在政治领域,而是表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微观层面,因为害怕成为暴力的牺牲品,个人、群体都可能因恐惧而奋发图强,砥砺前行。在宏观层面,从长时段看,暴力的革命作用更加显著。暴力和暴力威胁可以促使、逼迫人们合作,而不是各行其是,有利于群体的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暴力和暴力威胁可以促使、逼迫群体(游群、部落、酋邦、国家)进行制度创新,以免被制度更先进、更强大的群体吞噬。暴力和暴力威胁可以促使、逼迫阻碍制度变迁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反对废奴的庄园主阶级与抵制、破坏土地改革的地主阶级)面临不投降便灭亡的选择,有利于革除制度弊端【6】。
通过引发制度变迁,改变生产关系,暴力实际上直接、间接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平。【7】为此,有学者干脆把“开战能力”(War making capacity)作为衡量文明的一个关键尺度。【8】这大概就是阿伦特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作的相关论述概括为“暴力是经济发展加速器”的理由吧。【9】
- 原标题:《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序言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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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马密坤
- 最后更新: 2018-03-22 07: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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